西方女性主义体育理论研究论文

　　在20世纪70年代末，女性主义进人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性别体育社会学研究。本文主要对目前西方女性主义体育理论的困境及其可能的修正方案进行探讨。

　　1西方体育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体育理论

　　美国体育社会学家杰?科克利(JayJ.Goakley)在《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一书中，将西方体育社会学中的理论总结为功能主义、冲突理论、批判理论和互动理论。功能主义的基本假设是，社会秩序取决于共识和共同价值。功能主义者认为，体育运动是一种激励机制，可以促进人们的共识和社会价值。该理论主要关注参与体育运动与性格形成的关系、体育运动与社会整合的关系、运动参与的成就感及其动机、运动参与与军事准备等问题。

　　批判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社会生活是一种文化建构。批判理论学者认为，大多数社会中的主要运动形式，均按照有利于一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的方式、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而要破除运动的不利影响，就要考察这一社会建构的过程,并开放地思考界定、组织和从事体育运动的替代方案。批判理论主要研究运动文化的社会建构、支配性运动的替代形式、体育仪式的权力分析等问题。

　　互动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类行为的选择以人们互动时创造的意义为基础。互动理论学者认为，人们在体育运动中形成特定的意义和认同，其又影响他们的行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互动理论主要研究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体育社团中的文化形成、体育事件的符号意义等问题~。

　　冲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以内在的经济利益差异为特征的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冲突论者认为,体育运动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因素和资本需求所决定和塑造的，同时运动最终增加了市场经济社会中拥有经济权力者的利益。冲突理论研究运动员身体的异化、体育运动对人类生活的强制和控制、体育运动中商业主义的发展、体育运动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关系等问题。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体育运动是一种性别分化的运动。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强调竞争、效率和成绩排名，却不看重相互支持、友善、反馈和体谅。在目前的主流体育文化中，前者是运动员的基本要求，而后者则是啦啦队的基本要求。这种体育文化自然形成了一种性别分化，男性自然适合做运动员，而女性则天生适合做啦啦队。女性主义者认为，长期的身体偏见导致了这种错误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假定女性身体天生弱于男性身体。因为人们认为女性的身体缺乏攻击性、体能和精力，所以不鼓励女性参加剧烈的运动，这样女性长期被排斥在体育运动之外[1]。女性主义理论关注体育运动中的女性参与、体育组织中的性别比例、流行体育文化中的性别逻辑、运动员的性取向、运动员的性别气质等问题。

　　国内学者仇军将西方体育社会理论总结为五大理论视角：功能主义视角、冲突和批判理论视角、女性主义视角、过程社会学视角、符号互动论视角[21。仇军的分类与杰?科克利的分类略有不同，他将冲突理论和批判理论视为一种理论视角。仇军的这种分类也有其道理，因为这2个理论都是以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为源泉，只不过冲突理论是以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为基础，而批判理论则是以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分析和批判分析为基础。同时，仇军将著名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的过程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的理论流派。与杰?科克利更为不同的，仇军将女性主义单独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而杰?科克利却将女性主义视为批判理论的一个理论分支。仇军的这一分类表明他对女性主义理论重要性的强调，从其突出强调体育与性别的关系来看，仇军的这一分类也有其合理之处。总之,无论是哪种分类，女性主义理论已经成为西方体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

　　2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第三波浪潮

　　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伦理学与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合流的一个结果。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Francoised’Eaubonne)在1974年的《女性主义或死亡》一书中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并指出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联系在一起，其中一方的解放并不能脱离另一方的解放[13]。生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批判激进女性主义的面目出现的。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解放的意义在于女性与其自然属性的分离。

　　例如，最著名的激进女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Firestone)在其名著《性的辩证法》中指出，要实现女性真正的解放，最关键是要使女性摆脱生物学的生殖动机，即通过技术使女性控制生育机会。生物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将促成人类的解放，人工繁殖必将替代自然繁殖，志愿的家庭必将取代生物意义上的家庭[141。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思想实际上来自法国女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她认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建构的。在她看来，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做出某些明确的选择。譬如，为了进人男性的文化和理性领域，女性必须超越自己的生物性。同时，母亲的角色是女性获得独立的最大障碍,所以女性应重新考虑其在私人领域中的一贯角色。她尖锐地指出：“女人作为母亲是可怕的。她处于母性状态时，必然身体变形和受奴役。”[15]

　　对于这种强调自然与女性分离的观点，生态女性主义展开了批评。瓦尔?普兰姆伍德(ValPlumwood)对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瓦尔?普兰姆伍德指出，“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妇女要成为和男人一样完整的人，她就要加人到男人的行列，像男人一样远离自然、超越自然和控制自然。……只有被男性所追求的自由和超越所吸纳，妇女才能成为完整的人，而这些自由和超越的概念是在人类沙文主义的意义上形成的。”[16]瓦尔?普兰姆伍德担心，女性在抛弃其自然性之后，所获得的并不是真正的解放，而是成为男性控制自然和支配自然的伙伴。

　　谢里?奥特纳同样认为，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更为密切。他指出，有3个方面的原因可以支持女性与自然联系的观点：第一，女性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其多数时间与生命的培育联系在一起,养育人类未来的便是女性的身体;第二，女性工作的场所多数时间都在家庭中;第三，女性的心智趋向于注重关系以及具体性和个别性的事务，这种心理特征使其更胜任母职工作117]。对于生态女性主义关于自然与女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卡洛琳?莫切安特(CarolineMerchant)评述到：“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站在反科学、反技术的立场上，通过复兴古代崇拜女神、崇拜月亮、崇拜动物以及崇拜女性生殖系统的仪式，赞美女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作为尊贵的母亲，女神是灵感和授权的源泉，这些的确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18]马尔蒂?基尔(MartiKheel)也指出父权制下女性与自然的同病相怜:“当我们从父权制的叙事中脱离开来，我们开始倾听更全面和更丰富的叙事。听那些更宏大的叙事，意味着学习倾听自然。女性的声音和自然的声音在父权制下已经被削弱。女性和自然在父权制下被认为是客体。客体不能说话,客体不能感觉，客体没有需要，客体的存在仅仅是服务于他人的需要。”[19]

　　生态女性主义对女性的他者性进行赞美和褒扬。生态女性主义一方面对女性的身体、性征及其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赞美，另一方面则对女性抚育孩子和实施母爱的相关价值与活动给予的高度评价。南希?乔多托(NancyChodotow)在《母爱的再生》一书中，对女性的母爱特征和人格特征进行了论述。南希?乔多托指出，女性实施母爱的职责产生了男性和女性人格的重要差异。女性的人格不大以压抑内在目标为基础，也不大以稳定而明确的自我分裂为基础，而是更多地建立在对外在关系的维持和延续之上。女性关于自我的基本意识与世界相联系，而男性的基本自我意识就是独立。从这一角度来看，乔多托赞成女性要积极履行母亲的角色和职责[2〇]。简?艾尔希坦(JeanElshtain)认为，母亲身份是女性的优势而不是弱势，作为母亲的女性视角应成为女性主义分析的一个新的维度[21]。艾利森?阿布娜(AllisonAbner)也指出，母亲身份具有另一种积极的意义，即“有了孩子不会成为一种妨碍，而是一个管道，我据此可以感觉到与其他女性、其他母亲、其他妻子的联系，她们都把家庭置于自我观念的中心，同时也没有失去自我”[22]。

　　3休闲体育和家庭体育对于女性的意义

　　按照生态女性主义的逻辑来看，女性体育的未来出路是休闲体育和家庭体育。休闲体育的意义在于，摆脱竞技体育的激烈竞争性和内在约束性。女性主义思考的出发点是女性的全面解放。激进女性主义将女性与男性的全面竞争视为全面解放的一个前提，然而，与男性的全面竞争一方面释放了女性的体能、竞争性和被约束的人格，但另一方面又将女性引人了一个因竞争而强加的内在约束之中。特别是在一些商业化或政治化的竞技运动中,过度竞争对女性的身体确实形成了新的摧残和压制。从这一意义上讲，休闲体育则可以提供另一种女性解放但又不形成约束的路径。

　　亨德森指出了女性主义与休闲的内在关联:休闲的核心是自由与选择，而自由与人格的完善是女性主义的核心。女性主义与休闲的目标都是鼓励自主的选择，而非设立限制[28]。休闲体育的本质特征是自主性、娱乐性和舒缓性,所以在休闲体育活动中，女性既可以展示自己的身体和释放自己的体能，又可以不受结果或外界因素的约束。

　　家庭体育的意义在于，将女性的家庭角色与体育活动结合起来。自由女性主义的最初想法并未抛弃女性的私人领域功能,而只是强调女性在履行家庭角色的同时积极进入公共领域。激进女性主义为了实现女性的解放,却将答案引入了一个极端的结果:女性要解放，就要放弃家庭和孩子。激进女性主义的这一主张在实践中遭遇了结构性的困境，即放弃家庭所产生的社会压力远远大于女性所获得的解放和自由。所以，生态女性主义此时恰恰以解决激进女性主义这一困境的面目出现。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家庭角色的实现与女性的体育活动并不冲突，而且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女性家庭体育可以从以下2方面展开:一是亲子体育，女性可以将对孩子的培育与自身的体育运动结合起来。在亲子体育中，女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游戏增加她与孩子的沟通，通过母爱使得孩子的人格得到充分培育，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运动中增强自己的体质。二是夫妻体育，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妻子角色与体育活动联系起来。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往往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多数成功的女性发现她们的妻子角色是缺位的，她们非常渴望与丈夫的沟通，但往往囿于时间的限制。夫妻体育则可以将运动的时间与夫妻沟通的时间整合在一起。从整体来看，家庭体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为女性提供一种身心合一的可能，在这一体育形式中，女性的身体是既紧张又放松的。紧张在于体育活动本身的要求，放松在于参与者以一种愉悦的心情进入运动。

　　从整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给女性的体育参与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这一折衷方案既考虑了体育的公共功能(增加女性的健康和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又考虑了女性在私人领域中承担的角色(料理家庭和照顾孩子)。客观而言，生态女性主义的方案在现实中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可以调和激进女性主义在推动性别平等时给女性附带产生的紧张和压迫感。当然，生态女性主义者这种回归自然的考虑会受到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后者认为这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倒退。例如，斯特西?阿赖莫(StaceyAlaimo)指出：“尽管生态女性主义试图重新阐释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古老联系，以使这种阐释对双方都有利，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所确认的许多联系可以很容易被利用来支持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和对他者的统治。”[29]

　　女性主义力图实现性别平等，纵观这3种女性主义理论，哪一种方案是实现性别平等的最佳方案呢?笔者的理解是，完美的方案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我们可能需要审慎地考虑客观环境，选择一个更适合当前环境的方案。在目前这一激进女性主义观点大行其道的环境中，用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平衡激进女性主义给女性带来的紧张，应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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