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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景观论文
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活跃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并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中成为一个价值观念和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人类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革命。女性主义伦理学(FeministEthics)便是这场革命在伦理学领域取得的成果。
鉴于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都是有争议的概念,有必要首先对它们作一界定。我们认为，女性主义是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妇女的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三个层面——政治、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集合体。从政治上说，女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革命、一场提高女性地位的政治斗争;从理论上看，女性主义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对女性进行肯定的价值观念、学说或方法论原则;从实践上讲，女性主义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女性主义伦理学是以女性主义视角来批判，来建构的一种旨在妇女解放的伦理学理论。它要批判的是贬低和歧视妇女的伦理理论和道德实践，它要建构的是男女平等的伦理学说。美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伦理
学家艾莉森?贾格尔(AlisonM.Jaggar)概括了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三大目标:1.对使压迫妇女永久化的行为和实践作出道德批评;2.对抵制这些行为和实践的道德上可证明是正当的途径提出建议;3.对推动妇女解放的道德上的抉择进行展望。[1]应当说，这三大目标基本上反映出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历史使命。
基于对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上述理解，本文试图对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渊源、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流、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特色、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实践主题，以及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前景作一探讨，以此从宏观上勾勒出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图景。
一、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渊源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有两大渊源，其一是它的思想理论渊源，即来源于伦理思想史上的两大妇女观;其二是它的社会历史渊源，即来源于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两次浪潮。
(一)思想理论渊源：伦理思想史上的两大妇女观
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性别与道德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则是批判“父权制妇女观”、继承“父权制批判妇女观”的产物。“父权制妇女观”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的主要特征是主张“男尊女卑”和男女异德说。
“父权制妇女观”发端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在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以及赫西奥德的长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中，都反映出一点共识，即对女性的蔑视和贬低，其具体表现便是把女性看做是“灾星”(如战争及不和的原因，“潘朵拉”)、物件(如战利品和耕牛)，或者是类似于奴隶一样的人，因为女人生来劣于男人，其职能也只限于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地位。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伦理学中“父权制妇女观”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妇女实际上是介乎于自由人(男人)和奴隶之间的人，绝不能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男女之间的道德也是不同的，男性主导和女性服从的道德地位是由社会的等级制以及人类灵魂的性质和构成决定的。在近代伦理学中，卢梭集中论述了这种“父权制妇女观”,认为男女两性道德上的差异是由自然本性决定的，是大自然把生儿育女的任务交给了女性。他提出两性在道德上互补，主张男性的品德是节制、公正和诚实，而女性的品德是忍耐、服从、善良和灵巧，而且女性之所以要温柔是因为她生来要服从诸多缺点和恶习的男人，因而，卢梭的这种男女的道德互补是以女性的眼从和忍耐为前提的。
(二)社会历史渊源:妇女解放运动的两次浪潮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也是妇女解放运动取得的积极成果。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大体上有两次浪.潮。19世纪中期到60年代为第一浪潮，20世纪60年代以降为第二次浪潮。
第一次妇女解决运动浪潮的宗旨是追求男女平等，要求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合法权利。与此相应，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要任务是以女性主义视角批评传统伦理思想中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内容，坚持以男性为标准的两性平等和男女同德说，其主要代表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等人。
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浪潮在“个人是政治的”口号之下，把妇女解放的目标同改造社会结合起来。不仅从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去认识妇女的处境，也把女性主义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意识形态中去，对各个领域的性别歧视提出挑战。此阶段的女性主义伦理学不再把以男佳为标准的两性平等和男女同德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是追求一种差异中的平等，并把以女性主义来补充、修正和建构伦理学作为主要的历史使命。
二、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主流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学术探讨可分为两大主流:“破”的主流和“立”的主流。这反映出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宗旨:批判和建构。
(一)“破”的主流: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几个流派
这一主流学术探讨的目标是政治上的和颠覆性的，试图消除社会和各个领域对妇女乃至所有被压迫者的歧视和压迫，更多地关注社会制度、法律和权力问题，在挖掘妇女被压迫的原因、以及寻找解放道路方面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方针和策略，而且更侧重于改造社会和变革意识形态的革命行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主流呈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逐渐形成几个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伦理学流派，这些流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以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哲学基础去寻找妇女被压迫的原因以及解放的道路。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一系列的社会伦理传统和法律阻止妇女进入公共领域，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他们求助于法律的变革来争取妇女解放，试图在政治上通过法律一步步地走向男女平等，而且也一直为取得妇女的各种合法权利而斗争，如选举权、个人财产权、受教育权以及平等的工作机会权。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妇女被压迫，妇女解放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解放生产力，从而使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和解放。它的主要代表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批判武器，深入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去分析由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所产生的剥削制度，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寻求解放妇女和人类的道路。激进女性主义不同意上述两个流派的分析，认为妇女被压迫的主要原因在于她们的性和生育角色。因此，妇女解放不仅要摧毁父权制的法律和政治结构，也要摧毁它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包括家庭、社会和学校。男人对妇女的压迫主要是生理上的，妇女解放需要进行生物学革命，只有现代科学技术才能使妇女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不平等”成为可能。通过发展人工生殖技术以及把生育和养育的任务扩大到全社会便可以做到这一点。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则认为，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心理结构，尤其是儿童时期心理社会化的过程。
以上这些流派之间的区分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此外，还存在着另一些流派，如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现象学女性主义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然而总起来说，这些理论都呈现出一个“破”字，不仅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而且要变革社会。
(二)“立”的主流:关怀伦理学及其他
这一主流学术探讨的主要目标不仅是批判和修正传统的伦理理论，也试图建构起女性主义的伦理学说。它看到以往伦理思想史上女性的“缺席”和“沉默”，看到传统伦理学以男性对女性的取代、对女性声音、体验和利益的剥夺，因而这一主流试图寻找出属于女性的、男性所无法取代的声音和体验，#把它们作为创立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点。在这种尝试中，关怀伦理学(EthicsofCare)和女性同性恋伦理学(LesbianEthics)尤为突出。
关怀伦理学是伴随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建构在女性主义视角之上的，肯定女性独特的道德体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相互关怀的一种伦理理论。这一理论80年代在美国社会火爆起来，一时间甚至成为女性主义伦理学的代名词。它的主要代表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Gilligan)率先把关怀和女性联系起来，在对西方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人类道德发展模式的批评中，发现了与“公正”不同的“关怀”的声音,而且发现这种声音在经验研究中总是与女性相联系的。她由此认识到，传统伦理学忽视了对女性道德发展的研究，她们或是被置于边缘地带，或是被以一种偏见来解释，或是被从研究男性得出的标准所覆盖。
在批评这一传统的过程中，吉利根建立起以女性“关怀”道德体验为基础的关怀伦理学。另一位关怀伦理学家内尔?诺丁斯(NelNoddings)也相信，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关怀，并以“关怀”为基础提出学校道德教育的理论。此外，关怀伦理学中还有一面独特的旗帜——母性关怀。其倡导者萨拉?拉迪克(SaraRuddick)等人从做母亲的体验来论述关怀，把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模式，试图通过母亲式的保护、关怀、教养和爱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
女性同性恋伦理学是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探讨中的又一个独特视角，然而不论是它对女性能动性论述，还是对女性自我创造、女性友谊的说明都局限于女性同性恋者之间,仅仅关注这一群体中人们的体验，排斥异性恋妇女，并不倡导任何社会责任，因而这一理论也成为一种不具生命力的狭隘伦理，在整个女性主义伦理学中始终进入不了主流。
应当强调的是，当代女性主义论理学的两大主流并非呈现出一种各自独立、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动态发展的辩证关系。而且，无论是“破”也好，“立”也罢，都一并汇成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前进发展的总体趋势。
三、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特色
与传统伦理学和当代其他伦理学理论相比，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具有如下理论特色。
(一)关系中的自主性。以往的伦理学家乐于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分离，人的个体化来认同自我，说明它的自主性。自我越与他人分离，就越具有自主性，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性。因此，在这些伦理学理论中，自我是一个分离的、个人的、二元的、权利等级中的自我。然而，在女性主义伦理学家看来，自我是一个联系的自我，一个人不是越与他人分离就越有自我，而是越与他人联系就越有自我。女性主义伦理学不是要竖起一个纵向的、等级制的阶梯，而是要织出一张横向的、平面的关系网络，自我处于网络的中心向四周发散，网络的范围越大，自我就越有价值。同时，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否定与他人分离的自主性，强调关系和联系中的自主性，德国女性主义神学家温德尔曾对此解释说:“我的释义学的出发点是如今女性咨询实践中逐步显露出来的自主观念，它对男人也能够具有意义。这种观念指的并非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自主，而是各种联系的内在关联之中的自主。”[3]这种“关系中的自主性”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1.突出了们之间的现实关系;2?突出了人的能力——能够进行自我选择以及计划自己生活的能力;3.强调一种互为主体的自主，要求与人对话和交流，对个人主义的自主性提出挑战。
(二)情境的氛围。在传统伦理学中，无论是义务论还是目的论，都求助于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要求道德行为者让自己的道德体验服从于一个抽象的原则，诸如义务论代表康德的“绝对命令”，或者目的论代表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女性主义伦理学并不求助于抽象普遍的原则，而是关注情境。假如A或B为了一个道德决定进行争论，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也有着不同的理想和渴望。在这种情况下，A去做X，B不做X在道德上都可能是正当的，因为这要取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然而，虽然女性主义伦理学不赞成抽象的原则，但也不等于没有原则。“许多女性主义道德理论拒绝了单纯地依赖特有的道德判断，但一般原则仍被认为是必要的。例如，妇女应得到平等的尊重，以及消除妇女压迫的要求几乎构成所有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M
(三)经验和情感的纽带。传统伦理学乐于把理性与抽象性、普遍性联系在一起，把体验、情感和感觉与具体性和特殊性相联系，并使这两个方面对立起来。而在女性主义伦理学家那里，情感、经验和理性的界线不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始于妇女的视角，哲学不再需要一针见血，而在于通过经验的遮掩进行思考的漫步。不是为了使事实昭然若揭，而是为了揭示它们模糊的边缘。”[5]女性主义伦理学更突出了经验和情感在道德行为中的作用。例如，诺丁斯强调，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体验他人痛苦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他人痛苦作出反应，感觉到他人的痛苦，我们就无需用理性来判断和证明造成痛苦是不正当的。
(四)能力和实践的支柱。传统伦理学主要强调的是道德哲学，它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道德认识和推论上，因而使伦理学有一个“数学的外表”，一直集中于建立原则和对原则进行逻辑演绎。女性主义伦理学并不把道德看成一系列的原则，而是把它看成一系列行为，强调道德实践的意义。同时，它也把注意力从单一的道德行为转向更广阔的行为者的道德能力。认为道德是一个人以想象力、品格和行为对具体而复杂的情况作出的反应。
四、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实践主题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试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进行重新解说，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研究社会的道德生活,有着十分宽阔的学术领地。目前，在它所涉及的道德实践主题中，下列问题较为突出：
(一)政治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这主要表现于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评，以及所提出的改造社会、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论、策略和实际行动。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已经认识到，性别、两性关系、文化都是社会权力分配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一个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反映和维持现存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经济政治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然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体现出父权制特征的社会中，要想推翻父权制，就必须把批判的触角深入到作为父权制一体两面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去，许多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提出自己变革社会的政治理想，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关怀伦理学家拉迪克也试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贯彻一种“母性思考”，她相信，“女性主义的世界是一个和平的世界”。
(二)生态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十分关注环境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一个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占居重要地位的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它的宗旨在于揭示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把反对压迫、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它承认男性偏见的存在并试图消除它，它尊重生态系统的价值，并致力于保持这一系统，它把人类看成一个生态存在、一种关系和生态的自我。它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父权制社会试图控制妇女和他人的命运?为什么它试图统治自然?在摧毁“父权制生态观”方面，妇女能够做些什么?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生态女性主义也试图建立起一种多元的、差异性的、承认自然独立的内在价值、体现出爱与关怀的生态伦理文化。
(三)生命伦理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对许多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热门话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它不仅以独特的视角回答了许多与妇女相关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如对人工流产、代理母亲、人工受精、生育健康等问题的回答，也对带有普遍性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如对基因工程、克隆人、医患关系、人体实验、安乐死、器官移植等问题作出回答。女性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联系性别、种族、阶级和社会政治权力分配来看待生命伦理1问题，为反对压迫、消除性别歧视作出积极贡献。如女性主义伦理学在分析基因筛査问题上，更感兴趣于性别在关于生育和基因决定中的意义，因为关于胎儿基因情况的信息都是通过妇女的身体来传递的，它支持这种筛查，要求社会为所有必须进行这种筛查的妇女提供经费支持，同时也担心人们利用这种手段制造“基因贱民”。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的这些视角为20世纪后半叶新兴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增添了许多亮色。
(四)道德教育
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也冲击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教育领域。道德教育的前提是描述和理解人类道德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在这方面，关怀伦理学家作出重要的贡献，如吉利根以自己的实证研究证明，以往的道德发展理论忽视了女性，对道德发展规律的揭示也是不全面的。她以“关怀”的`道德发展路线，来补充和修正一直在道德发展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公正”路线，强调一种成熟的道路应当包括公正与关怀的对话。她的“关怀”路线重铸了对发展的理解，而且也改变了对女性乃至人类道德发展的说明。她的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诺西斯也以“关怀”视角论述道德教育问题，强调关怀在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并对如何进行关怀教育提出对策，她的这一理论在西方社会道德教育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前景
当今时代，以女性主义意识和理论为基础的“性别研究”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并在各个领域成为显学。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许多高校，包括一些名校纷纷建立起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中心，这不仅使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地深化，也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方向和理论基础。乘此东风，女性主义伦理学也成为当代伦理学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它对于理想社会的建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使其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它对于伦理传统的审视、对于一种新价值观的倡导、对于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批评，对于生命、生态等现实社会伦理问题的回答都大大地拓展了伦理学的疆域;尤其是它对于以女性为主的边缘人的声音、体验和利益的关注，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对于传统伦理学基础结构的冲击，以及对于伦理学学科本身的建构等都证明了一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主义伦理学拥有自己光明的前景和发展的空间。
然而，作为一门新视角、新理论和新观点，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还有许多应当完成的工作。首先它应当准备完成对性别的超越。无论是基于女性“关怀”体验、“母性”体验，还是女性同性恋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都易于陷入“本质论”的泥潭，使女性主义伦理学天空变得狭小，因而，在目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内，女性主义伦理学既要基于性别，又要超越性别，从而为未来的、对性别的完全超越做好准备。从女性主义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特质是反对性别歧视，乃至所有的歧视和压迫。如果这歧视和压迫消除了，女性主义也会自行地退出历史舞台。届时，女性主义伦理学也相应地完成了对性别的超越，目前以女性主义意识和理论为基础的“性别研究”也会随着女性主义的消亡获得新的时代和文化内涵。这些既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性别研究的初衷，又是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美好理想和奋斗目标。
其次，它应当充分地发展自身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后现代主义思维已经破除了传统伦理学中的性别二元对立，以及女性和女性体验、女性利益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它在语境中保持了女性定义的开放性，认为对女性的界定取决于它被讨论的语境，而不是取决于性别或社会体验。尽管这种后现代主义观点使女性成为无固定特征的、无确定性的，无法指称的概念,但它对女性普遍体验、利益统一性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女性之间存在阶级、种族、文化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女性体验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
我们能指称出的总是一部分女性的体验,而且描述这种体验需要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的产生也面临各种问题，如由谁来发展这样的语言?谁来认可它是否是适当的?谁能代表女性说话?因此，“女性主义永远不能成为女性的一致经验和利益的产物，因为这些经验和利益没有如此的一致性。女性主义必须永远是在一种具有特殊政治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女性所结成的联盟，它是一种基于政治利益而非共同经验的结合。”[6]由此看来，那种基于女性的共同体验或一种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尝试在理论上本身是有缺陷的，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应把多样性和差异性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再次，它应积极地进行对话。虽然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已经汲取了传统伦理学、当代非女性±义伦理学中的许多优秀及合理的成份，并在自身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中不断地深化自己的理论，但是，处于襁褓之中的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还应继续与不同的伦理理论进行对话。同时，它也应打破学科界限，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事实上，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是在跨学科、跨领域的边缘地带产生的，是政治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生态学等学科与伦理学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发展也仰仗着各门学科、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完善，而且它也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成为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中的一支奇葩。
以妇女解放和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当代女性主义伦理学之命运将寄托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女性主义伦理学家最终希冀的绝非是铸造一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大厦，而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伦理学退出历史的舞台，消除性别歧视乃至所有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既是女性的理想，也是人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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