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乐：大学为什么“不讲理”

王长乐：大学为什么“不讲理”

 　　教师作为大学教育活动的直接执行者和大学职责的主要承载者，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几乎没有实质性发言权。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上下级之间本应有的平等交流，已变得非常奢侈……

  　　我国大学目前基本上是教育部下辖的教育行政机构，所有活动几乎都在教育部的主导下进行，“千校一面”为基本的精神形态。同时，大学通行的是行政的逻辑和原则，行政主义、权力主义渗透到各个角落。在现实的大学活动中，主要决策的产生程序基本上是：学校领导会议（党委会议、校长办公会议、党政联席会议等）决定，下发文件及召开中层干部会议传达“决定”精神，要求学校各部门贯彻执行。院系领导的职责主要是贯彻落实上级指示，在“报喜不报忧”的惯性思维影响下，对教师、学生的意愿或要求，尤其是对他们与学校既定制度或规定不一致的要求及意见，往往持轻描淡写、选择性反映甚至敷衍应付的态度。意见即使反映上去，也不一定得到回复或重视。   　　这样，教师作为大学教育活动的直接执行者和大学职责的主要承载者，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教师岗位设置、教师职称标准、教授等级条件、教学津贴原则等问题，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他们在大学中的实际地位，就是纯粹的被管理者和上级命令执行者。而大学成员之间，也没有一个可以相互“讲理”的规则和平台。大学领导层与教师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除了各种文件和规定，就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如课时费、岗位津贴、科研奖励、教授等级、职称评定等）。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上下级之间本应有的平等交流，教师与领导之间的充分讨论和研究，已变得非常奢侈，更不用说教师为伸张权利而与校方“讲理”了。   　　之所以探讨这个问题，一方面因为在现实的大学中，学校既与教师“不讲理”，也与学生“不讲理”，普遍通行的是“讲规定、讲服从、讲赏罚”，亦即“我决定，你执行”，“我为你做主”。在如今的大学管理中，实行的基本上是以行政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科层化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行的前提是，管理对象为体力劳动者或从事具体事务工作的人，这与大学教师以教书育人为目的、以知识和思想的引导为特征、以言传身教形式熏陶学生精神和品德的工作方式并不相符，更与大学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自由原则风马牛不相及，其结果必然扭曲大学的行为，使大学的本性异化，无法产生大学引领社会文明风气的`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因为大学的主导者们已习惯了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式处理学校事务及学术问题，而行政工作的原则是以权力为依据的，更强调“以力服人”，并辅之以“以利服人”，难以让教师产生职业的自豪感和自觉性。教师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失语”，无疑会使教育领域中缺少良知的声音，缺少对真正的教育原则的坚持和维护，使教育的问题积重难返。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行政性目的、规则、逻辑的长期流行，才使大学中长期并行官场、商场、学场三种逻辑和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让大学变成了文凭制造基地或职业培训中心。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的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大学风气熏陶出来的学生，可以说几乎保持了与社会日常景象完全一致的行为水平。其社会效应如高尔泰先生在《寻找家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中所言：“眼看着知识分子宠物化，文艺学术商品化，北大、清华学生敲锣打鼓为‘9·11’欢呼。”这样的评价或许有些扎眼，但很难说不符合事实。而诸多事实表明，由这种“理”主导的大学，已经不是真正的大学。   　　要保证大学按照自己的规律活动，就需要使教师有教学的自由，学生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需要的这种自由，还应在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中体现出来，要让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能切实感受到。另外，大学自由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大学人可以“自己为自己制定规则”。   　　大学中好制度与坏制度的区别，就看它是“讲理”还是“讲力”和“讲利”。大学如果“讲理”，就表明教师、学生与学校领导者的身份是平等的，对待对方的态度是尊重的，其行为起点是文明、理性的，排除了一方强制一方、一方压迫一方的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通行的往往是“讲力”和“讲利”。因此造成了一部分人拼命追求权力、争着当官，出现44名教授争聘一个处长职位的现象；而一部分人害怕受到权力的伤害，习惯性地顺从权势，使自己的人格犬儒化。这种影响的另一种表现是，许多人将做学问的目标定位在当官上，所谓做学问其实是在做假学问，追求表面的浮华和数据，造成普遍的学术不端。大学本应有的“讲理”风气，以及与“讲理”相联系的不屈不挠探索真知的精神，执着于事业的纯粹的精神和人格，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品格等，都由于缺少“讲理”的制度和风气而稀缺且被边缘化了。   　　那么，本应遵循“以理服人”的大学，为何会成为“以力服人”、“以利服人”的大学呢？   　　大学“不讲理”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仅从现实原因方面简单解析。现实方面，由于在建国后的大学“国有化”运动中，取缔了所有私立大学，同时也改组和取缔了所有教会大学，使“自主办学”的话语和逻辑在教育领域中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有“从上到下”的逻辑和制度。又由于公立大学在建国初就被纳入社会行政系统之中，成为教育部的下属，行政主义理所当然成为大学活动的基本原则。而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冲击，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谁还敢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   　　此后虽然经历了“恢复高考制度”及“改革开放”，但由于大学的基本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也未形成促进制度革新的共识，因而大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本质性变化。在大学所依据的传统意识形态减弱的情况下，自然会使经济功利主义乘虚而入并迅速膨胀。这也是大学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滑向经济功利主义的原因之一。   　　综观大学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的“恢复—改革”，到90年代的“整顿—再发展”，以及90年代以后的“扩招、并校、升格、教学评估”等一系列活动，推动这些“改革”的力量，都是大学内外的行政性力量，因而造成行政规则和意识异常膨胀，既淹没了80年代后自发生长的一些对“世界大学通例”向往的观念，又使行政化、功利化、庸俗化成为大学的显著特征。   　　这种现象表现为：一方面，大学的物质条件有了巨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大学的品格、风气、精神、声誉却没有相应提高。曾被人们视为文化和精神圣地的大学，已经变得不可爱了。那些长期享有盛誉、被人们景仰的大学，对教育本性、社会良知非常隔膜，曲学阿世、趋炎附势、是非颠倒，居然成了某些大学的日常现象。而这样的大学中出现“凶杀、投毒、副院长杀正院长、书记校长双双腐败”等恶性案件，就不足为怪了。谁能指望那些缺乏操守的教师能熏陶出有社会担当的学生呢？谁又能指望那些只知应付考试、完全自我中心的学生能为社会创造文明、健康的风气呢？   　　显而易见，大学不可能靠“讲力”或“讲利”，大学只能“讲理”。而立足世界经验，要让“讲理”成为大学中的基本活动方式，不仅大学自身需要努力，更需要社会和政府的理解、支持。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则需要改变传统的大学观念，改革大学中的“官本位”制度。让大学在“讲理”中培养人才，在“讲理”中创造文化、科学、思想、理论，在“讲理”中带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并将“讲理”的方式在全社会推广，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大学对社会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   　　（作者系江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教授）

来源: 《同舟共进》2013年第8期 | 责任编辑：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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