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库柏的自然意识与民族文学型构

    论库柏的自然意识与民族文学型构

袁先来

内容摘要:库柏在对新教观念的消化、移植和变异基础上,把自己的写作与崭新的社会秩序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其扎根荒野生活的自然意识及西部边疆意识,一方面对东部的新英格兰乃至欧洲传统提出了挑战,以应对难以容忍的个人与社会、制度和家庭等束缚人的机制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建立了一个新神话世界和创造一种引起新人希望的“美国梦”,并为确立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合法性奠定基础。这一分裂意识与矛盾特征及其相应的心理安全阀作用机制对20世纪美国文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关键词:库柏　荒野与自然　西部神话　民族意识

    作者简介:袁先来,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西方文论与美国文学。该文为本人所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盎格鲁———新教与早期美国文学经典中的文化建构机制”【项目编号: 09cww01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On the Configuration ofNationalLiterature in Cooper’sNature ConceptAbstract:Cooper, based on his digestion, migration and mutation of the Protestant concep,tcombines hiswriting closelywith the construction ofa new socialorder. Hisnatural consciousnessandWestern frontier awareness challenge the tradition ofNew England and Europe in order tocopewith the intolerable conflict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stitution and constraining sys-tem like family on the one hand, and build a new legendaryworld, creating a promising“Ameri-can Dream”, and establishing the legitimacy ofnationalculture and literary foundation on the oth-er. This split consciousness, contradic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safety valvemechanism have a sustained impacton the 20th centuryAmerican literature.

    Key words:Cooper　wilderness and nature　Westernmyth　national consciousnessAuthor:Yuan X ianlaiis lecturer at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 China).

    He retains an active interest in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yuanxl168@ nenu. edu. cn在北美新大陆殖民地时期,新教神学文化固然占据新大陆神话的核心,但是这一文化不是来自欧洲文化的重演。毕竟殖民地文学以对新大陆自然世界的神圣展望作为重要的文学主题,这一“自然”不完全是指大自然,这个时期的自然观念成了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个“自然”既有现实意义又是一种人们的情感寄托物,最关键的是与欧洲旧世界相对立的位置感的诉求,同时也有了自然人性、自然规律、自然状态等因素。对自然本身的关注持续影响到后来的美国文学,大量以自然和人的自然本性为对象的作品,多以追求回归自然和人的自然本性的精神世界为旨趣。而在美国建国初期,最为典型的代表则是早期先驱作家詹姆士·菲尼莫·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其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莫过于“皮袜子故事集”(the LeatherstockingTales),以纳蒂·班波(Natty Bumppo)一生为脉络,以1740至1804年间即美国建国前后不断向西部边疆开拓历史为背景,构成了美国早期先民的散文史诗,同样也成为美国后来自然文学或曰生态文学的先声。本文尝试分析库柏的自然意识的多重内在特征,并进而管窥这一意识对美国未来文学的影响。

    众所周知,早期移居北美的新教徒,其主要动机之一是摆脱本国的宗教迫害,寻求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理想场所。用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温斯罗普(JohnW inthrop, 1588-1649)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建立“山巅之城”的崇高理想。然而殖民者却被最初所看见的荒凉、人迹稀少的林地覆盖的荒野世界所惊骇(Baym, Vo.l A: 168-169),对于18世纪以前的英格兰人而言,这茂密的、未被开垦的荒野林地,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亚登森林,“有忧郁树枝阴影的遮盖,乃难以进入的荒凉之地”,意味着原始与危险、野蛮与荒芜,而未来的新英格兰却要建立在这一到处是野兽与野人、处处是林地与灌木丛的恐怖、荒凉原野之上。不过,对于17世纪乃至18世纪初的新英格兰新教徒来说,“荒野”(W ilderness)不仅仅是地理意义的荒地———正如莱海伊大学教授莱德所形容的,是“一片荒野,这片无根的荒野富饶而又充满了危险,辽阔而又神秘,富有挑战性而又令人却步”(Leder 2),更是信仰的避难所。面对这种希望所在成了真正的自然荒野形势,在基督新教信仰传统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便很自然地求助于上帝,希望从宗教信仰中获得信心、希望和力量,以迎接创业之始最艰难的困境。

    为最终使之成为未来的理想舒适之所,便开始摧毁树木,以使得被科顿·马瑟(CottonMath-er, 1663-1728)称为“凄凉的灌木丛”的地方“适合居住”,也如威廉·斯特雷奇(W illiamStrachey, 1572-1621)所称:“但是它取悦于我们仁慈的上帝,把这块可怕可恶的地方弄平,成为我们的安身之所和获救之途”(转引自卡门117)。18世纪中期特别是建国以后,对于迫使印地安人向西撤退、立稳脚跟的新教徒而言,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新英格兰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子民”在这无神和充满敌意的世界中一个有秩序的前哨,而诸如西部尚未开发的紊乱之地,是魔鬼最后的堡垒。在库柏小说中,以法官为代表的“文明的”中产阶级又迫使下层阶级向西进一步迈进,把新的希望目光投向西部“处女地”,期待着“天堂之光”的荣耀在西部荒野能够从头开始。

    广袤的森林与自然荒野,在新教徒的宇宙观中发挥了道德上的作用,原始生活的艰难困苦增强了早期新教徒身为上帝选民的信念。在库柏之前的百余年间,新教徒关于“荒野”的概念不是从英格兰带来的,而是扎根在北美大陆荒野生活的真实经历中的概念。在18世纪以前的英格兰文学传统中,与实际经验相一致,始终把在森林荒野中生活者看做是野蛮之辈,在森林原野中生活者往往是违法占地者,穷困潦倒、固执粗野。然而在新英格兰,从17世纪殖民开始,就习惯把自然视为一种积极的宗教力量,强化了把自然荒野看作是对现实反思之地的观念。从库柏伊始,乃至整个19世纪包括爱伦·坡、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杰克·伦敦等在内作家筑就的浪漫世界里,以波士顿乃至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工环境”与荒野的自然状态构成了一种鲜明对比。在自然的荒野里可以自由发挥个人最原始的情感,个人的意志也不易受传统神学观念或伦理观念的严格控制。班波在森林中以狩猎为生,与印第安人为伍,因两次救过法官的女儿,法官企图把他置于自己所代表的“文明”体系的保护之下,而121袁先来:论库柏的自然意识与民族文学型构班波却厌恶这种所谓的“文明”而走向未开发的原始森林中,宁愿过起他所热爱的隐逸生活;海斯特·白兰和阿瑟·丁梅斯代尔到森林里去倾诉激情,商量逃出清教徒的波士顿的计划;爱默生认为“在森林中,我们返归理性与信仰”,梭罗执斧隐居瓦尔登湖畔,去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大自然”的崇高真理;更多的超验主义者们把森林看作“上帝的第一座庙宇”;《荒野的呼唤》中,布克品透人类社会的贪婪和凶残,在原始返祖欲望的感召下做出抉择,离弃文明世界,回归荒野。莫里森的《宠儿》里,丹芙的林中密室就是她的私人领地,可以让她的心灵从平时压抑的生活中得以释放,精神可以自由徜徉的地方,因此它又是一个避难所、伊甸园。不仅仅新教徒坚信在田野与森林中祈祷与在教堂中祈祷一样灵验,在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也反复出现一些牧师选择在林中空地布道。

    作家们为什么如此重视自然在精神世界的作用?是否如詹姆斯·伦奎斯特所认为,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中有一种“荒原崇拜”(Lundquist44)?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原因之一,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首先,自然是反思与认同之所。从最初原始意义的情感角度来讲,荒野不仅仅是蛮荒可怖之处,更是一个提供自省的隐秘之处,甚至具有安慰精神的意义。随着荒野观念的神圣化,到了18世纪后期,对荒野自然的欣赏转化为一种宗教道德行为。而伴随这种宗教思想的,是世俗化的精神诉求。走向荒野和自然的意识,隐伏着关于自由和自主的美国幻想的内核,这就是为什么格拉夫说库柏“抓住了形成于我们民族开初的内心渴望,这种渴望由西部世界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所激发”(Graff 155)。爱默生在“论自然”(Nature,1836)里评价班波形象对新美国形象的隐喻:“在林中,一个人把他的年龄抛出身外,就像蛇蜕皮一样,不管他的年纪多大,他都是个孩童。在林中青春永驻”(Emerson 15)。对于爱默生本人而言,自然的追求更是一种人化自然即精神之追求,他宣称在林中才能重新找到理智与信仰。因为在新英格兰,森林与自然荒野在英格兰的原有文学意象之外,又衍生出自由的象征,冒险的象征。D·H·劳伦斯在“论美国文学经典”(Studies in ClassicAmerican Litera-ture, 1924)中评价库柏,“‘皮袜子’系列故事创造了这种新关系的神话。而这神话往回追溯,从老年到金色的童年。这是真正的美国神话。它从古老伊始,在打着皱褶的老皮下挣扎。渐渐地,这层老皮蜕变了,新的皮肤生长出来。这就是美国的神话”(Lawrence 58)。那个使人返老还童、使人永葆青春的森林,爱默生称之为“上帝的伊甸园”。正如罗德里克·纳什所认为,“当时的美国人寻求的是一种具有‘美国特征’的东西,一种足以将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转变成骄傲而自信的城市人的东西……至少在一个方面,美国人感到了他们国家的与众不同:即那种旧世界无法与之匹敌的荒野”(Buell 56),客观环境在美国和旧世界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从而使否定欧洲遗产,建立独立民族传统成为19世纪美国文化认同的方向。

    其次,这种认同又摆脱不了伊甸园神话认知模式的阴影。对于库柏而言,他创造了美国自己的自然神话故事,然而仍然难以摆脱欧洲文化中伊甸园堕落故事的重演,正如路易斯·欧文斯所言:“可以把美国的殖民过程看做是永远向西扩展寻找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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