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

长沙作为地名，应出现于城市形成以前。长沙一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逸周书》又名汲冢周书，传为281年（晋太康二年）得于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时期的魏安厘王墓中，则其成书至少在战国以前，虽然战国至秦汉时期篇章有所增变，但据历代学者考证其记载的史迹多有根据。“王会篇”记载了公元前11世纪周公营建雒邑竣工后，周成王大会诸侯，方国的盛况。当时“长沙鳖”是作为方物贡献给周王室的，据孔晁注“王会篇”，谓“长沙鳖”“特大而美故贡也”。方物以地而名，可见长沙当时已是很有名气的地方，这是长沙之名出现有据可考的最早时间，此后在《战国策·赵策》中有“长沙之难，太子横为质于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长沙，楚之粟也”等等，长沙的名称就屡见不鲜了。如果说历史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还有可能失实的话，还有一份最有权威的资料，1986年湖北荆沙铁路修建时发掘的包山2号大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2件有长沙之名，一为“长沙正”名“龚怿”，一为“长沙公之军”。包山2号墓的时代为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00年。以上资料证明，长沙地名的出现不晚于战国中期，可能早于公元前11世纪。据《湘川记》云：“秦分黔中郡以南之沙乡地区置长沙郡，则长沙之名始于洪荒之世，而以之为乡为郡，则在后世耳。”所谓洪荒之世，也是指有人类聚居生活之始。

　　长沙一名是怎么得来的，历来众说纷纭，史籍记载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说：

　　第一，得名于长沙星。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天象时选择一批星象作为定位观测的标志，创二十八宿之说。认为上有星象，下有相应的“星野”，《史记·天官书》云：“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二十八宿中轸宿有一附星名为“长沙”，古人按星象分野的理论，将长沙之地以应长沙星，认为长沙地名源于星名，故长沙又有“星沙”之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长沙一星在轸中，主寿命。”又云长沙星明则“主长寿，子孙昌。”这些说法适应于封建社会人们的认识和心理需要，故长沙得名的此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第二，得名于万里沙祠。万里沙祠一说最早见于晋阚马因 所著《十三州志》：汉“有万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东莱万里，故曰长沙。”此后，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援引《东方朔记》云：“南郡有万里沙祠，自湘州至东莱可万里，故曰长沙。”唐杜佑《通典》中潭洲“秦为长沙郡”的自注亦云：“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于是以后的各代地方志，多引此说作长沙得名之源，并加以阐发考释，认为长沙在古代有祭礼沙土之神的活动。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在元封二年（前111年）春，曾到山东东莱祈祷“万里沙”（东来曲城有“沙径三百余里”的沙原），东汉应劭注曰：万里沙，神祠也。长沙至东莱相距万里之遥，人们将此事和此两地联系，于是有“长沙者，所谓万里长沙也”之说。

　　第三，得名于“沙土之地”。长沙的地质结构为以石英砂岩、砂砾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经过长年的外力作用，地层崩塌的岩石，经风化和水流的冲刷，使大量的砂、石都聚积于地表，特别是现长沙市区所在的湘江河谷地带，分布着大片的沙滩，沙洲等，每当枯水时节，这些洲、滩露出，向人们展现出成片的砂土，尤其是沙粒长大，“白沙如霜雪”。在古代，自然环境未经污染破坏，这种景象很是引人注目，故古籍中多有称长沙为沙乡或沙土之地。如唐大历间长沙太守张谓著《长沙土风碑铭》引《遁甲记》云：“沙土之地，云阳之墟。”又《路史》曰：“沙，为长沙；云阳，为茶陵。”又《元和郡县志》云：“《禹贡》荆州之域，春秋为黔中地，楚之南境。秦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

　　第四，得名于长形的沙洲。长沙湘江中的水陆洲，长约5000米，宽约100米，是一较有特色的地理景观。关于水陆洲的出现，有不同的认识，过去人们根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说：“晋惠帝永兴二年此洲生。”认为水陆洲是东晋才出现的。但地质工作者在对长沙的地质结构作取样分析时，确认水陆洲为第四纪全新世时形成的一级阶地的典型地层，时代至少在1万年以上。古代湘江水位较低，如1986年发掘的长沙县南土乇 遗址，与水陆洲南头相距不远，位置就在低于水陆洲的河滩上，遗址年代距今7000多年，其底层亦为属第四纪全新世地层。因此，水陆洲应早在东晋以前就已出现，可能由于水位的涨落，有时被洪水淹没。

　　第五，得名于“蛮越”语“祭礼女神的地方”。在楚国“南平蛮越”之前，长沙居民属“蛮越”族。在蛮越语中，“长”是“祭坛”的意思，“沙”是“女神”的意思，而不是“沙土之神”。“长沙”在蛮越中的含义就是“祭祀女神的地方”。至今，壮、侗诸民族聚居区还有女神崇拜的风俗，他们的成语中有“未立村塞，先立长沙”之语。

　　以上数说，经过各时代文人学者的研讨，第一、二说逐渐被否定。关于第一说，认为提出“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理论的著作《吕氏春秋》中记录了轸宿和长沙子星，但该书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239年。轸宿名称的出现也仅在公元前443年。曾侯乙墓1件漆器上有二十八宿图和轸宿之名。此外，根据二十八宿的部分星宿在《诗经》已有出现，可把其星宿营的出现定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但以上均晚于长沙一名出现的时间。正如《善化县志》所说“星以沙而得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至于第二说，亦早有人提出质疑，明崇祯《长沙府志》云：“通志谓郡有万里沙祠，日方 （按：开始）于周威烈王之季，不可考矣。”又明《一统志》云：“在莱州府城东北三十，夹万岁两岸，沙长三百里，是祠在东莱，与长沙无与。”综合各方面关于“万里沙祠”并无关系，长沙是否在周威烈王时始有万里沙祠，不但连记述者都认为“不可考矣”，且周威烈王在位为公元前425年至前402年，距长沙一名出现的周成王时晚了600多年，恐怕即使有万里沙祠，也在长沙地名出现之后。

　　第三说和第四说的依据基本相同，都是突出长沙的地物特征，不同的是前者偏重于个体，后者则偏重于群体。沙质土是长沙的地质结构特点，长如米，白如雪也一定是很引人注目的，但形成长约5000米的沙洲则是更壮观的景物了。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代人们以其居住的自然环境的突出特征来命名地名，是古代地名产生的主要来源，这符合古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长沙地名，应是先民们根据长沙古代的自然环境特征而逐步确认，最后约定俗成，流传后世；理应“始于洪荒之世”，至西周时被确认。

　　至于第五说，虽无定论，但亦可作为一家之言。长沙地名的来源之多，正好说明了地名文化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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