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巧妙面对劳工问题的临界点

　　在劳资关系的调整过程中，政府不应袖手作壁上观，把劳资矛盾的全部责任推给企业。

　　内外压力下，富士康宣布自6月起大幅提高一线工人薪资，最高达60%以上。郭台铭在回忆他的觉悟过程时说，“第5跳后，我重新思考，发现90年代的员工要的是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工作，在想通这件事后，鸿海决定由从前的‘跟随者’转型成为‘破坏性的创新者’，以后的薪水水位希望可以与国际级的企业比美。”

　　作为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此举势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全球代工厂与品牌商关系格局、其它“中国制造”产生一系列传导式效应。其客户如苹果、戴尔会否在利益上做出妥协？是自我消化掉这部分上升成本、或者将它转移至消费者承担？其它“中国制造”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去抢夺已稀薄的“人口红利”？有多少企业能继续负担大产量微薄利的生存模式？

　　无论怎样，变化都必然发生。中国制造长期依附的发展逻辑的消散、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演进，逼迫中国制造的劳资关系必须做出调整，大量制造企业必须转型升级，否则就活不下去。这个新生过程一定是非常残酷的，企业界与整个社会都将为此付出代价，有准备者少付出点而已。可以说，郭台铭身为中国制造业里一等一的高手，觉悟晚了，调整晚了。

　　富士康之外，一些罢工事件正在各地陆续发生。由此必须正视的是，过去一二十年沿袭下来的旧劳资关系已行进到突变前的临界点上，这“关系”的涵义不但包括薪酬关系，还包括管理方式、价值观与文化。给员工涨薪只是调整关系的手段之一，企业还有大量的功课需要做，而在此想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应袖手作壁上观，把劳资矛盾的全部责任推给企业。

　　原因很简单，既往“中国制造”模式的成形，是在政商合力之下构筑而成的。政府重GDP而轻民生的思维、土地低成本和税收优惠的政策，和企业逐利需求一拍而合，共同托举出百味杂陈的“中国制造”，在国际上杀出一条血路，而相应祭出的是沉默的劳动大军被压低的权益，以及对资源环境破坏性开采利用。

　　再看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的获利格局。有数据显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比重在国民总收入中不断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和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收入初次分配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同时，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更大于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这些无不说明政府是30年经济发展最大的获益者。

　　由此看来，政府实际比企业有更大责任与底气去让渡权利、还富于民。前两年的《劳动合同法》之所以广受争议与诟病，并非在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而是政府把一些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尽皆交由企业去买单。当下的劳资关系调整，如果政府还只是局限于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督促劳动者联合起来与企业方进行集体协商谈判，那所能达到的富民效果不仅有限、且徒增企业负担。

　　劳资之间固然要谈判、重修协议，但劳资关系调整，功夫还在劳资外。政府必须加速推进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社保制度、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我们再想想，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制造企业最近十年来苦苦挣扎，想升级总有突破不了的天花板——于是要不继续“压榨”劳工、要不只好放弃实业去炒房地产与股票？难道只是因为企业主们主观上惯于路径依赖的结果？如果企业尚没有向上生长、自由呼吸的空间，劳工更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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